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角在何结束，真实的自我在何开始，这界限常常是模糊的。有些角仅是服饰，有些角却已经和我们的躯生长在一起，如果把它们一层层剥去，其结果比剥葱好不了多少。

我偏那些用随笔、格言、手记等散文形式写作的哲学家，我喜倘样在哲学的散文天地里。这里较少独断的论证和说教，有更多的质朴和自然，更多的直觉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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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员尚有卸妆的时候，我们生生死死都离不开社会的舞台。在他人目光的注视下，甚至隐居和自杀都可以是在扮演一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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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鲜的受有活泼的生命，要把它钉在系的框架上，只成了死去的标本。刻的哲理有蓄之，要把它溶解和稀释在长篇大论中，只剩下了一杯白开。

人们厌恶了大而无当的系、言之无的长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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哲学

在神领域的追求中，不必说世俗的成功，社会和历史所承认的成功，即便是神追求本的成功，也不是主要的目标。在这里，目标即寓于过程之中，对神价值的追求本成了生存方式，这追求愈执著，就愈是超越于所谓成败。一个默默无闻的贤哲也许更是贤哲，一个败名裂的圣徒也许更是圣徒。如果一定要论成败，一个伟大的失败者岂不比一个渺小的成功者更有权被视为成功者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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刻意求真实者还是太关注自己的形象，已获真实者只是活得自在罢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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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以真诚换取真诚！”——可是，这么一换，双方不是都失去自己的真诚了吗？

真正有独特个的人并不竭力显示自己的独特，他不怕自己显得与旁人一样。那些时时想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人，往往是一些虚荣心十足的平庸之辈。

有作的初学者，他其实还是不失真实的本，仅仅在模仿作。到了作而不自知是作，自己也动了真情的时候，作便成了本，这是作的大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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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人最难戒的病是卖。说句公话，文字本就诱惑他们这样。他们惯于用文字表达自己，而文字总是要给人看的，这就很容易使他们的表达变成一表演，使他们的独白变成一演讲。他们走近文字如同走近一扇面向公众的窗，不由自主地要摆好姿势。有时候他们拉上窗帘，但故意让屋里的灯亮着，以便把他们的孤独、忧伤、痛苦等等适当地投在窗帘上，形成一幅优的剪影。即使他们力戒卖，决心真实，也不能担保这诉诸文字的真实不是又一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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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听见大海在呼喊：还我珠贝！

真诚者的灵魂往往分裂成一个法官和一个罪犯。当法官和罪犯达成和解时，真诚者的灵魂便得救了。作者的灵魂往往分裂成一个戏和一个观众。当戏和观众彼此厌倦时，作者的灵魂便得救了。

由此我获得了-个鉴定真诚的可靠标准，就是看一个人是否被自己的真诚所动。一动，就难免包演戏和作的成分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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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的人喜用哲学语汇表达日常的验，我喜用日常语汇表达哲学的验。

质朴最不容易受骗，连成功也骗不了它。

也许，只有当我们扮演某个角破绽时，我们才得以一窥自己的真实面目。

我剪除哲学的晦涩，为它嫁接上诗的蓄。

哲学家在大海边漫步、沉思，把珠贝拾回家珍藏起来，却把灰的海滩留给读者。

无论东方还是西方，最古老的哲学作品都是格言或诗歌的。从什么时候起，哲学板起了论文的刻板面孔？古希腊有隐逸哲人，有逍遥学派、园学派，哲学家们在外、在大自然中思考宇宙和人生。我猜想，哲学完全学院化、系化是中世纪神学兴起以后的事情，随着哲学所追问的那个“绝对”化为上帝被关教堂的四，哲学家们也就作为上帝的仆人被关了学院的四，专事构造系以论证上帝的权威。上帝死了，但仆人积习难改，总要论证什么。

真诚如果不讲对象和分寸，就会沦为可笑。真诚受到玩，其狼狈不亚于虚伪受到揭。

这是一位多愁善的作者，并且知自己多愁善，被自己的多愁善所动，于是愈发多愁善了。他在想象中看到读者动的泪，自己禁不住也下动的泪，泪朦胧地在稿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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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所固有，是自他本的行为方式，他就决不会动辄被自己的真诚所动。犹如血型和呼，自己甚至不可觉察，谁会对自己的血型和呼顾影自怜呢？(写到这里，发现此喻不妥，因为自从《血型与格》、《血型与情》一类小册行以来，果然有人对自己的血型顾影自怜了。姑妄喻之吧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