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朔：我觉得陈凯歌在某程度上也还在持自己的趣味，当然是在那吻合条件下，那张艺谋呢？我倒觉得，他好像一直有一些，你可以说是天生的也好，他是一直能赶上走的人，这一大狼来了，这儿天生有的能力，手把红旗旗不那。所以，每次来，他都有把自己变成意识形态而又是在拍片的能力。

王朔：那我还觉得陈凯歌有儿自己的东西。张艺谋最近的片，我特别受不了的是什么？是《一个都不能少》里面向社会输的一观念，我认为对中国人特别有害：你只要努力，就能收获，一分耕耘就会有一份收获，有志者事定成！他似乎以为别人都在变换立场，只有他一个人持，他觉得他自己就是这样，持！那我就要问，持的是什么？就是你不断赶着在那儿！你不让我这么，我就那么，拣你喜的，反正我就要在这儿。我就要挖，任谁也拉不住我下地，挖！

捧国旗，从上海的胡同里跑来，然后是大家捧着，全国人民都捧着，香港那些人也来了挥动着，然后是武警们去升旗，刺刀林立。表情庄重、步伐整齐、地动山摇，这些所有的画面叠在一起，大家又都庄严注视着这升旗的场面，就让人到泪往心里。你说他不会煽情吗？我说他太会煽情了，在同类MTV中，我见过的最煽情的。

我倒觉得，如果是我，如果我真的是持，那我就这么挖，你不让我挖，我就不挖了。我的持是就在这块地用这把锹用这挖法挖。这才是持。而他呢，就是要挖，不让我挖，

老侠：张艺谋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之所以风压过其他第五代，就是他知什么可以行。他的片实际上一也不先锋，抛开他片中建造虚假神长城的大观念不说，即便在取材上他也极为通俗，这就是他死盯住""，而且都是些犯忌的有刺激胜的""。《红粱》是"野合"，《豆》是"，《大红灯笼》是"妻妾成群"，他想用影像夸大张扬中国人的生命力一样地夸大、张扬的作用。用墨重彩的电影技巧包装那可怜的造来的""。他的件全是行情小说的主题。到了"咱爹咱妈"又变成情的行曲。而陈凯歌在实验电影上走绝境，《边走边唱》彻底失败，在国际电影节上了个"金闹钟奖"，即最乏味的电影。于是他也不得不转向通俗转向大众转向主，他曾说张艺谋走的是好莱坞主电影的路，而他是异端电影，永远不会迎合主。但他持不住了，于是有了《霸王别姬》，他的件更打人，同恋，第一次现在中国的电影中。

在某程度上，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并不困难。现在是玩真善的时候，当然玩真善可能玩得不好看，也可以玩得很好看，他就是这个。所以，有人说他追求真善，他自己也这么讲，他本质上是追求真善的，他拍的片，反映着他的本质，就是个形为意用。那我觉得，他本质上就没什么东西，真善谁不会追求哇，拎一个都会说我也追求真善。所以，他活玩不下去了，正好，他的本质与你的政策要求合到一起了，他的本质一亮，就是这么一个片，《一个也不能少》，而且是一个告诉人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。

他的这个劲，走到《刺秦》的弘扬一儿也不奇怪。他不会像壮壮那样，在持中宁愿寂寞，他一定要一条路走不通，就去转迎合市场迎合主，为自己重新立腕儿。

名演员，阵容大。我听人说了这片，还获了"戛纳奖"，就去看了，但没看完，看不下去，一切都那么虚假，巩俐和张丰毅在影片中的镜就更虚假。

老侠：回想想，其实他们从一开始就煽情，就诗情画意的。《黄土地》、《红粱》等东西完全受八十年代最时髦的观念所左右，他们要用一个电影概括历史，表现全民族的生命力，所以他们从那时重视的就是大的空的概念，他们对人采取俯视的视角，居临下。相比之下看看台湾的候孝贤的《风柜来的人》，拍得极为真实畅，是中国人拍的青片中最好看的。人家侯孝贤对人的关心是一切近的的平等的，真正把人放在镜前拍。而陈凯歌。张艺谋则是用外国的电影技巧包装虚假的浪漫情怀，我称之为"黄土地的浪漫情怀"、"红粱地的浪漫情怀"，他们那个时候就在用烈的抒情手法撤弥天大谎。外国人来中国，大都要去看那个老古董长城，张艺谋就用电影建一座中国人的神长城。长城是什么？有什么伟大的智慧可言，不就是帝王们为了睡个好觉，完梦，利用权力驱赶着羊群般的人行最原始的力劳动吗？毫无智慧可言、倒是透恐惧、愚蠢和残忍，不惜人力，不在乎生命，修死多少人他不，只是往往长了修。又有什么用？满族的那么儿人不照样踏破山海关长驱直，征服了偌大的汉民族吗？再说，这个长城与当代中国有什么关系？什么关系也没有。陈凯歌在看了50年国庆大典后接受中央台采访，说一通国主义的言辞，与他拍MTV是完全一致的，也与张艺谋一边拍片一边建所希望小学是一致的，他们本就是大牌坊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