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还叫我先生，这是结婚以后她对我的称呼，而今我不是先生，是师范学校的学生了，她还那么叫，听来已经恍若隔世了。

我一时不清家里的谁是谁非，不好掺言，也觉得没有多少意思，既然过不下去，各家过各家的日月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。

“随便吃的。”我说，听见她又在问母亲，究竟该什么饭。我的答复反倒使她为难了。母亲总算清汤细面的谱，她轻轻走屋去了。我心里清楚，她的言语和行为举措，全是结婚后到我家里养成的。请人洗脸叫“脸”洗手叫“净手”吃饭也说成“用饭”全是我父亲的家规。这些我过去司空见惯的东西，现在听来倒有一好笑的味了。

“你把蓝袍换了？”父亲问。

我的心里兴了，父亲也在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化，我坐在炕边上，和父亲聊起家常。

我，就去看大伯。

“换了。”我心里有忐忑，父亲会生气吗？“我是用蓝袍…改的这衣服。”

。”她把洗脸放到我面前。

“先生，你想用啥饭？”她在后问。

我告别大伯父，又走二伯父的屋门。

大伯住在上房东边里屋，正在吃晚饭，放下筷，忙让我坐。一句关于家矛盾的话也不提，只是夸赞我息了，完全像个新社会的的模样了。

“改了好！嗯，改了好！”父亲笑着说“而今先生不兴穿袍了。”

我与二伯的想法很接近，就笑着赞同他。

“二伯一辈说话不会拐弯。”二伯直着脖说“你爸过去家还得住。而今不住了，咋哩？新社会了嘛！他在家里想当家作主哩，人家公家大讲大唱男女平等哩！所以，过去你爸在屋里说话，没人不服，而今就不服了！惹得他自己也是一肚气…我说分了好！”“分了好！”我附合二伯说“我爸那些家的规矩，肯定行不通了，越往后越行不通。”

“这新社会真是好！”大伯说“国民党的官人一村，吓得百姓飞狗墙，躲的躲了，跑的跑了，跑得丢了鞋也不敢拾！而今共产党的一村，老百姓一呼啦就围上了，胡拉偏，到饭时争着往屋里拉…我的天，那天正在碾上说闲话，老杨同志顺手从我嘴里下烟袋，到嘴里就！你看看而今的公家多亲…”

“不怎样，你该去给大伯、二伯问安。”父亲说“家里分家归家里，你在外边读书，全当过去在一起过那个样，该走的路要走到，该行的礼要行全，不要跟这些人一般见识。”

二伯父正在给牲拌草，扔下搅草，把我引到他住的厢房里：“屋里地方窄，没坐，你坐炕边上。”

在我离家的半年里，家分化瓦解了。父亲很伤心，说人心不古了，民风不朴了，连我的两位伯父也在家内捣他的鬼。土改时，兄弟三人激涕零地抱着我爷爷的神匣儿哭笑一场之后，看看再无什么风险，政府一劲鼓励庄稼人发展生产，二位伯父把爷爷死时留下的遗嘱统忘记了，要买，要置地，要增盖房屋，再不听父亲的指挥了，把爷爷确立的我父亲的主事位置不当一回事了。争论时有发生，矛盾难以掩盖，终于分化瓦解了。

“鼠目寸光！”父亲简单地给我叙述完这变故，不屑地说“你大伯、二伯，全是鼠目寸光！”

“好好念书，日后好好工作。”伯父说“你能在外边事，咱徐家人都光彩！”

我也很动。解放初期，受惯了国民党官匪欺压的老百姓，对共产党的作风最，谈论也最多，我虽已不惊奇，却仍然很动。

“你走时咱是一家，回来变成三家了。”二伯父笑着。这样毫不掩饰地说分家的现实，反倒使我觉得实在。他笑着说“天下朝东，弟兄们再好难到。我看呢，分了也好，免得好多麻烦。谁有啥本事谁就成自家的去！”

父亲在灯下伸着脖，瞅着我的衣服，我这才想到，我从家里走去时，穿的是一件蓝袍，小包袱里装着一件备换的蓝袍，上的是礼帽。父亲现在是第一看见我穿着的列宁服和上的八角帽，就那么狠看。